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50人揣着50美金出发，回国后17人成为院士

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向前，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

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启程出发，也由此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

教育部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

到2010年左右，中国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学校长，90%以上的两院院士，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首批赴美留学的52人

在清华大学召开出国留学工作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第一批赴美留学的“80后”或“准80后”张楚汉、李衍达、柳百成、赵南明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

//邓小平：“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为了贯彻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迅速开始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从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选出50名学者，其中清华有9人。

为了赶在中美建交前夕到达美国，我们于12月26日乘法航途径巴黎转乘美航，历25小时抵达华盛顿。”张楚汉回忆道。

首批赴美留学生在巴黎转机

//一共揣50美元，成巴黎“外星来客”//

“我们当时经济落后，外汇奇缺。50个人一共只有50美元，在领队兜里揣着。”

赵南明说：“出国前夕，我们去做了西装、帽子、包，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在巴黎转机，巴黎可是时髦之都，我们到了那，仿佛成了‘外星来客’。”

美国时间1978年12月27日下午，一行人终于抵达纽约国际机场。

作为领队的柳百成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出海关便看到成群的美国记者，报纸、电视台的记者都有，镁光灯、补光灯照得机场大厅通亮。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吴葆祯大夫代表大家用英语宣读了我们在飞机上早已起草好的声明，声明最后几句我至今印象深刻。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随后留学生被分配在乔治城大学和美利坚大学进行强化英语训练，经过三个月的语言学习，50人被分配到全美各著名大学、研究所开始学习研究，包括麻省理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等。

留学生们在加州伯克利合影

//日以继夜学习，为了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房是留学生的常住地。

张楚汉说，我们日以继夜，每天晚上搭午夜末班校车返回住地，为的是返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和张楚汉同窗的赵南华称留学两年，是自己这么多年来工作强度最大的两年：

我当时是从农村小镇考到清华，俄语是第一外语，英语没学，我一开始搞原子能，会看英文文献，但讲话不行。去到美国，我12点之前从实验室离开，没有周末节假日。

第一批留学生张楚汉在伯克利图书馆

“我们知道国家派我们出来不容易，失去的时间我们要拼命抢回来，要对得起国家，对的起学校。”赵南明说。

//打开眼界才能看到国际科学发展方向//

对于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来讲，“打开眼界”是他们出国留学的最大感受。

“60年代我们计算机系凭着一张照、 一张图纸，设计出国家第一台数控铣床计算机，当时特别引以为豪。”

李衍达说，“等我去了美国快回国的时候，去拜访林家翘先生，问他对我今后研究有什么忠告，他对我说，李衍达，别人做过的你不要做。”

“幸亏我在美国待了两年，听了这句话能接受，如果刚去美国听到这句话，我想能当场晕倒，因为我们引以为豪的，正是别人已经做成的。”李衍达说。

李衍达对留学做了总结：打开眼界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我在信号处理小组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当时没有发论文，后来教授和美国方面的人都找到过我。这些对今天的启发就是，要敢于开创新工作，一定要有自信。不能靠别人，也不能靠论文来评价。

赵南明强调了开阔视野，留学让我们看到了国际科学发展方向、潮流，也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

1981年，赵南明参加了清华大学学科规划小组并负责复建生物系，如今，清华生命科学已经具备了全球影响力。

留学生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西伯格（后排左二）和李远哲（后排左三）等人合影

//52名留学生归国后，17人成为院士//

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清华派出的9人全部归来，李衍达、柳百成、张楚汉成为院士，赵南明获清华突出贡献奖。

他们作为“骨干”教师回到原先所在系和专业，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

北京大学的姜伯驹留学归来不到一年（1981年），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成为“首航”学者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第一人。

1983年，姜伯驹晋升教授，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张恭庆在归国的第二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随后晋升教授，1984年被遴选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女数学家戴宗铎回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代数编码与密码学研究。

沈显杰归国后继续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研究，成为中国地热研究学科的带头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部委级科技成果奖。

裴定一在密码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集体奖）。晚年担任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

吴宁回国后，于1987年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几年后担任心内科主任至1993年。她是中国心律失常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冀复生回国后在母校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1989年，调到国家科技部，不久后参加国家“863科技计划”的制定工作。

赵南明留学归来回到清华大学，推动清华恢复了生物系建制，并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1994年受命创建清华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并任院长。

2001年，参加创建清华大学医学院，出任常务副院长。

王以铭回到北京工业大学后，任电子科学系主任，不久升任北工大副校长，1992年担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童坦君回国前，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颁发的博士后结业证书。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52人的涓涓细流，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

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其中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涓涓细流已经成了奔流的江河，奔涌向前。